绿色新闻与中国环境记者群之崛起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环境不断恶化，环境问题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政府、环境组织、媒体的介入，绿色题材变得多姿多彩，环境报道作为后起之秀忝列新闻学之中，从星星之火到灿若星河，中国业已形成一个成熟的环境新闻记者群。

　　中国的绿色新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经过了呐喊、理性主义、融入全球化三个阶段。在近30年的时间里，绿色问题升格为社会主流话题，环境报道日益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呐喊(1980～1990)

　　中国环境新闻学的推进首先得益于国际环保运动的大气候。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确定6月5日为“世界环境保护日”，显示出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它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首批国际环保作品的引进，比如《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等。1973年，专业杂志《环境保护》创刊。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随着中国政府将人口、资源、环境列入基本国策，绿色新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84年《中国环境报》正式创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一批报刊先后开辟了关注环境的专栏，至此，中国首批环境记者走上了社会舞台，环境新闻开始成为人们每天传递的重要信息之一。

　　1986年，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旨在团结全国环境新闻工作者，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推进环境保护。一些独具慧眼的新闻记者率先对国人破坏环境、自食恶果的境况进行了披露。时任北京晚报记者的沙青是扛起环境报道大旗的最重要的前驱之一。1986年，他发表了全景式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文中通过大量真实具体的资料，报告了北京缺水的尴尬状态 自来水源减少，就大量抽取地下水，结果使北京的水位下降，地面失去平衡。1987年，沙青的《皇皇都城》反映了北京面对的大量城市垃圾问题。1988年，沙青再接再厉的成果《依稀大地湾 我或我们的精神现实》将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反映了由于一代代地滥垦、滥伐、滥牧、滥挖造成的水土流失的严重局面。

　　几乎与沙青行动的同时，原人民日报记者徐刚也站出来了。1988年，他在《新观察》上发表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报告了国内很多地方大肆砍伐森林，造成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的现状。作者赞美森林带给人类的福祉，控诉了肆意毁坏森林的野蛮行径，为维护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发出了呐喊：“阳光下和月光下的砍伐之声，遍布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同胞砍杀的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肌体、血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天天在流血的国家”。他呼唤道：“让我们放下斧子！人啊，你应该忏悔！”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中他的呼喊是微弱的，但是他“仍要在地球上放号无论我的声音是多么细小伐木者，醒来

！”《伐木者，醒来！》可谓中国环境史上的警世力作。有人认为它可与美国的环境报道名篇《寂静的春天》媲美，甚至称徐刚为中国的“卡森”。

　　1987年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吸引了全国百家媒体千名记者的视线，中国青年报记者采写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悲哀》、《绿色的咏叹》是诸篇报道中的名篇。记者谈到全球环境恶化中人类的短视和社会对环境管理的漠视，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大意识。当时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还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马立诚和解放军报的钱刚，他们的报告文学《三峡三峡》(1989)，轰动一时，钱刚独著的《唐山大地震》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此时期，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可佳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也先后介入环境报道。1988年，汪永晨制作的节目《救救香山的红叶》和《还昆明湖一池清水》曾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不过，对这两位女性环境记者而言，这个阶段还是她们的准备期，更精彩的作为发生在下一个10年和21世纪。

　　在绿色新闻的启蒙阶段，一些文人学者也加入了呐喊的行列。黄宗英的笔触集中在保护自然的人物上。发表于1978年的《大雁情》，描写了植物园科学家秦官属为维护环境生态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小木屋》(1983)讴歌女生态学家徐凤翔为在西藏高原上建立生态定位站奋斗不息的精神。学者张健雄《崩溃的黄土地》(1989)和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1989)也都是当时在环境问题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它们虽然不在环境新闻的范畴内，但却给环境新闻学增加了理性支撑。

　　这个时期，社会刚刚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所发表的环境作品还比较浅显，日常新闻的内容多限于环境卫生和治理三废，一些重大题材主要集中在披露土地沙漠化、水污染、森林滥伐等方面。呐喊是其主要特征。从形式上观察，在第一个十年中，报告文学是环境报道的主打武器，尽管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1981年首播)一度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但电子媒体在此时期介入不多，非政府环境组织尚未在中国出现。

　　理性主义的照耀(1990～2000)

　　从“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到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从环境保护到全方位的生态意识，绿色新闻和中国环境记者的视野日益扩展。逻辑是简单而强有力的：如果所谓的发展使人类失去了茫茫宇宙中仅有的家园，那么，这发展还有什么意义？一般认为，90年代是中国环境报道从感性转入理性主义的阶段。

　　90年代，上一时期矢志报道环境问题的记者和作家继续前行，黄宗英的《天空没有云》(1991)、《没有一片树叶》(1991)；沙青的《绿色备忘录》(1992)；徐刚的《世纪末的忧思》(1994)、《中国另一种危机》(1995)、《中国风沙线》(1995)、《中国纪事文丛???拯救大地》(1996)、《绿色宣言》(1997)、《倾听大地》(1997)、《地球传》(1999)等都是影响广泛的作品。徐刚是此时期的杰出代表，为了反映中国的环境问题，他自学了生态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等，其作品以诗意、哲理思考、科学观照和历史感著称。徐刚还获得了中国环境最高奖第六届地球奖。

　　在此时期，报告文学继续担任环境报道主力军的角色，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包括：

　　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呼吁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杨兆兴的《沙坡头世界奇迹》报告了宁夏沙坡头人与沙漠相互对峙搏斗的情形；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则暴露了淮河遭污染的惨状。此外，陈祖芬的《人和自然保护区》，郭传火的《汪洋中的安徽》，刘贵贤的《中国水污染》，邢军纪的《北中国的太阳》，张建星的《酸雨》，李显福的《土地的呻吟》，王治安的《啊！国土》，麦天枢的《挽汾河》、《问苍茫大地》、《西部在移民》，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赵瑜的《第二国策》，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沈吉庆的《国务院一号特急令：来自野生动物的呼唤》、李青松的《遥远的虎啸》、乔迈的《中国：水危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危机进行了真实具体的报告，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震动。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环境报》的“绿地”副刊举办了多次环境文学征文活动，并多次召开作家座谈会，讨论环境文学的创作和发展问题。到1992年初，随着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成立，专门刊载环境文学作品的《绿叶》杂志问世，编委包括冯牧、杨沫、袁鹰、徐迟等著名作家。名誉主编王蒙说，战争和爱情是文学的两个永恒主题，应该再加上环境这个主题。多年来关注环保事业的老作家黄宗英说：“

　　我创作的晚年，就卖给环保了！我专门采访环境问题，我也只写环境作品”。

　　环境意识的觉醒推动小说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探讨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作品，李悦的《漠王》、谌容的《长河》、哲夫的《猎天》系列、郭雪波的《沙狐》系列都是较早出现的反映环境问题长篇小说。此外，有影响的作品还包括陈建功的《放生》、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梁晓声的《猎熊》、中杰英的《猎杀天鹅》、张抗抗的《沙暴》等。

　　尽管环境文学与环境新闻有着严格分野，但二者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前者为后者的起源，无论东西方，在环境发展史的流变中，都有一个“自然写作文学”(Naturewriting)阶段，这个阶段是环境文学的先声，而环境新闻则是环境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中外，熔文学性和新闻性于一炉的报告文学都曾成为环境新闻学的重要载体。其次，环境文学为环境新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丰富的人力资源，许多作家实际承担了新闻记者的角色，比如美国的惠特曼和中国的徐刚。就像《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等作品一样，处在环境大传播视野之内的环境文学在宏观上大大丰富、促进、启发了环境新闻学，它们都是人类危机的报告者。但到了90年代，环境新闻与环境文学开始拉开了距离。环境新闻不仅在现实性和科学性两方面比环境文学有着更高的要求，它还通常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Solution)。比如近几年关于沙尘暴的报道既注重揭示危害，又通过现场考察、专家探讨等形式，分析沙尘暴的成因及对策。Solution是环境新闻需要达到的境界。

　　在第二个10年中，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引导是环境新闻发展的重要特征。1993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与中央14个部委联合组织的大型环保宣传活动“中华环保世纪行”启动。中央各新闻媒体记者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集中起来，根据每年的不同主题，开赴各地，集中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的10年中，全国共有5万(人次)记者参加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报道，发表各类报道15万篇(条)，促使政府及有关部门解决了2万个环境问题，提升了环境报道的地位。该活动迄今已开展了14年，已为社会公众高度认同。此外，国家林业局组织的“聚焦森林”大型采访、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环保主题报道都是政府每年组织的重要活动。

　　这一阶段；环境新闻的理性光辉还表现在记者开始自觉运用媒体的力量，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并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在这方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走在了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