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894-1988年）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为中国的语文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叶圣陶还与印光法师和弘一法师等高僧有来往，与丰子恺、夏丏尊等居士保持密切的关系。通过与高僧和居士的接触，他不仅了解了佛法，而且对严格苦行的高僧产生了无限崇敬之情。

一、叶圣陶生平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江苏省苏州人。叶圣陶幼年家境贫寒，13岁考入苏州草桥中学，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被迫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岁时被排挤出学校，在家闲居期间经常撰写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23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25岁应聘到吴县甪直县立第五高小学任教。

从1918年起，叶圣陶先后在《妇女杂志》、《新潮》等杂志上发表白话小说和论文。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此后与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心》、《文章讲话》等。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

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

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民进中央主席。

二、叶圣陶与弘一法师

叶圣陶对佛教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教界的大德高僧尤其崇敬。当时在佛教界很有影响的弘一法师和印光法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圣陶是在丰子恺的介绍下认识弘一法师的。叶圣陶早在民国初年就听说过尚未出家的弘一法师，因为弘一法师未出家之前以音乐、书画、篆刻而闻名。那时上海有一《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叔同（弘一法师）主编，叶圣陶也喜欢篆刻，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后来，叶圣陶也听说李叔同出家。虽然听说，但彼此从没有见过面。后来，叶圣陶听夏丏尊的介绍，对弘一法师有了更多的了解。

叶圣陶与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是好友。经常从丰子恺口中得知弘一法师的一些情况，产生了想见一见弘一法师的愿望。

在丰子恺的安排下，叶圣陶终于有机缘见到了弘一法师。1927年秋的一天，弘一法师接到丰子恺的信，约叶圣陶星期日到上海功德林去见弘一法师，叶圣陶便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清净心去了功德林。叶圣陶在《两法师》一文中描述了见到弘一法师的情景：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奇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在叶圣陶的印象中，弘一法师面容清癯，长髯飘浮，回答人的问题总是一句短语，但对人很殷勤，就像倾诉整个心愿。而且弘一法师非常谦虚，曾有位叫石岑的先生撰写有《人生哲学》一书，向弘一法师请教一些关于人生的意见。弘一法师却虔敬地回答说：“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在见过弘一法师之后，大众一起用午餐。下午弘一法师约定了要去见印光法师，说谁愿意去可一起同去。叶圣陶因为很早就知道印光法师是净土宗的大德，并且见过印光法师的文钞，也跟着弘一法师去了。一起同去的有七八个人。他们决定不坐人力车，步行前往。叶圣陶在《两法师》一文中描写了弘一法师步行的身影：

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

叶圣陶与弘一法师的交往并不多，由于他与夏丏尊是儿女亲家，有机会在夏丏尊那里看到许多弘一法师的书法，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弘一法师的书法》的文章，其中对弘一法师的书法有不少评价：

弘一法师对于书法是用过苦功的。在夏丏尊先生那里，见到他许多习字的成绩。各体的碑刻他都临摹，写什么像什么。……

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模仿，终于独创。不模仿打不起根基，模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从模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

……就全幅看，许多字是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画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教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

在弘一法师圆寂之后，叶圣陶在《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一文中，对弘一法师的偈语作了解释：

弘一法师临终作偈两首，第二首的后两句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照我的看法，这是描绘他的生活，说明他的生活体验：他人世一场，经历种种，修习种种，到他临命终时，正当“春满”“月圆”的时候。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于“好好的活”。他临终前又写了“悲欣交集”四字，我以为这个“欣”字该作如下解释：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无论信教不信教，只要是认真生活的人，谁不希望他的生活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而弘一法师真的达到这种境界了。他的可敬可佩，照我不参佛法的人说，就在于此。

叶圣陶还根据弘一法师的临终偈颂的意思，作了四言两首诗歌缅怀他：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其谢与缺，罔非自然。

至人参化，入以涅槃。

此境盛美，亦质亦玄。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

悲见有情，欣证禅悦。

一贯真俗，体无差别。

嗟哉法师，不可言说。

三、叶圣陶与印光法师

除了对弘一法师有过几次见面以外，叶圣陶还曾在弘一法师的带领下，在上海新闸路太平寺，亲近了印光法师。叶圣陶在《两法师》一文中描写了见到印光法师的情景：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在太平寺，叶圣陶见证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之间的交流。弘一法师就一些问题三次向印光法师请教。印光法师就所提出的问题作了严肃的解答。印光法师在回答问题时，声色有点严厉，间以呵喝。在叶圣陶眼中，印光法师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

在见过印光法师之后，叶圣陶写了《两法师》一文，文中这样评价印光法师：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欬，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叶圣陶尽管对佛教有深厚的感情，对像印光法师和弘一法师这样的高僧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且还与夏丏尊和丰子恺等居士有密切的往来，但他最终没有成为一个佛教信徒。在《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一文中，叶圣陶表露了自己对佛的心迹：

我不参佛法，对于信佛的人只能同情，对于自己，相信永远是“教宗勘慕信难起”（拙诗《天地》一律之句）的了。也曾听人说过修习净土的道理，随时念佛，临命终时，一心不乱，以便往生净土。话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可是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个总印象：净土法门教人追求“好好的死”。我自信平凡，还是服膺“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好好的死”似不妨放慢些，我们就人论人，最要紧的还在追求“好好的活”。修习净土的或者都追求“好好的活”，只是我很少听见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