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垂青史的佛门弟子：林则徐

稍懂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是晚清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担任江苏、陕西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署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功勋卓著。是我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鸦片战争时的著名抵抗派领袖，禁烟运动的杰出先驱。这位“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林公晚年自刻印章语）的封疆大吏，还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呢！对此，恐怕知之者就甚少了。

在他身上，萦绕着佛家悲天悯人的情愫，其爱国佑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气概，体现了菩萨入世利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奉献精神。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1785年8月30日出身于福建侯官（今福州）一个比较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三岁即在其父林宾日办的私塾学四书五经，七岁开始习八股文，十二岁便以第一名成绩通过府试，十九岁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可见他从小即接受了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以后为了生计，一边学习，一边教书，并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邀任司书。后遇福建巡抚张师诚，深受赏识，在其幕府辅佐四年。由此社会阅历渐广，看到港口厦门等地社会风气败坏，嫖窃成风，鸦片走私及吸毒现象严重，深感厌恶，并寓志治理。张师诚奉佛尤谨，曾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劝策行人专修净业，多切至之语。林则徐自然深受影响，在他二十三岁（公元1807年）时，曾手书当时佛教界最流行的《佛说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和《大悲咒》、《往生咒》五种经咒，共贮一函，上题“行舆日课、净土资粮”八字，作为每日必诵的功课。

其经本只有四寸多长，三寸多宽，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以便于随身携带。所书经咒，笔力遒劲，字迹工楷，端严秀美，一丝不苟，足见其对佛教的虔诚与恭敬。（林公逝世后，后人将其合订为一册，题为《林文忠公手书经咒日课》，1987年7月，中国佛教协会将此书影印流通。）

1811年，林则徐考取进士，后授编修，在翰林院十年，得以接触国家机要档案、各地奏章等。目睹茫茫九州漕运不修，江河泛滥，民变丛生，而朝野上下贪官污吏吸毒成嗜，谎报政情，粉饰太平，十分义愤，便时时留心政事，图谋革新之道。

1820年后的18年，林则徐由翰林院出任地方要职，历任江南道、杭嘉道监察御史，两浙盐运使，淮海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河南、湖北、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他向友人表示决不与那些“利禄之徒”同流合污，要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例如每出行便发出传牌：“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备办整桌酒席。”

任内清廉自好，勤于职守，循法秉公，厉行改革。对“汹汹将变”的灾民，反对调兵镇压，而是尽力救灾放赈、设义仓、贷牛、为民请命等，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在修水利等方面，认为“河工尤以杜弊为先”、“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因此，他任职一处都比较注重开垦荒地，兴修水利，造福人民。如在新疆，两三年里即组织开垦近百万亩荒地，推广“坎井”以利灌溉。为此老百姓将“坎井”改名“林公井”以志纪念。虎门销烟后，被遣戍新疆赴伊犁的途中，他犹念念不忘国家民族的安危，他在诗中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船声”、“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并仰天而问“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在他身上，萦绕着佛家悲天悯人的情愫。由于他清廉干练，兴利除弊，被老百姓誉为“林青天”。

在宗教信仰及其活动方面，林则徐除在日理万机和戎马倥偬中，坚持“行舆日课”，不废诵经念佛外，在《林则徐日记》中还可以查找到不少他供佛礼佛、求佛祈雨、写经赠友、忌日持斋、兴办佛事的记述。例如：

嘉庆十八年癸酉（公元1813年），林公供职翰林院，在《癸酉日记》中载：“清晨，焚香叩头，斋心默祝”、“早晨，佛前供汤丸” 的记述。。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公元1816年），林公奉派充任江西乡试副考官，在《丙子日记》中有“游龙泉寺，……在座食斋”、“望见庐山五老峰，巳刻至东林寺”，并瞻仰了该寺文物碑刻。

嘉庆二十四年乙卯（公元1819年），林公奉派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在《己卯日记》（又名《滇轺纪程》）中记述，由京赴滇沿途参拜的佛寺有：河北安肃慈航寺、正定大佛寺、赵州古庙金山寺、湖南沅陵留云寺，有时干脆住在寺里。7月27日到达云南嵩明县时，“有寺曰海潮，适大雨如注，未得登眺为憾！”

道光二年壬午（公元1822年），林公任署浙江盐运使，在《壬午日记》中有“寄庆蕉园制府一禀，附交所书《心经》一纸”、“诣（杭州）吴山海会寺（观音）大士前祷雨”、“黎明，赴海会寺恭送大士返山”、“诣吴山各庙行香”的记述。这一年参拜的佛寺有：杭州开化寺、镇江焦山定慧寺，会见了该寺方丈巨超。

道光三年癸未（公元1823年），林公担任江苏按察使，《癸未日记》中记述了再次参拜焦山定慧寺以及扬州高旻寺情况。

道光十四年甲午（公元1834年），林公担任江苏巡抚，在《甲午日记》中记述了参拜常熟虞山清凉寺、兴福寺、南京妙相庵、古林庵、清凉山清凉寺的情况。

道光十五年乙未（公元1835年），林公署理两江部督，在《乙未日记》中，六月十九日条有：“（观音）大士神诞，黎明诣元妙观行香，仍默祷雨泽”，九月二十六日条有“先资政公忌辰，（按：林公父宾日公逝于道光七年该日）持斋”。此外还有“又至元妙观诣大士前行香，以是日乃大士显灵之期。辰刻，甘霖大沛，至亥刻约有三寸许”；“又诣元妙观，向大士神前暨正殿、雷祖殿谢雨”；“辰刻，跪送大士还光福（寺）”的记述。这一年参拜的佛寺有：无锡惠山寺、镇江金山寺、观音寺、三至焦山定慧寺，再次会见了年已七十九岁的退院方丈巨超法师，这位老僧还是一位诗僧，“出诗钞相赠，诗亦清售”。

在诸佛菩萨中，林公最崇敬的是观音大士，除多次向大士行香、祈雨外，道光十八戊戌（公元1838年），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还在督署内建了观音庙，每日行香设供。在《戊戌日记》中，即有诣署中大士前行香，“大士神诞，黎明诣本署庙内设供行香”的记述。此外，林公担任江苏巡抚时，还为苏州观音庙题写了一副充满佛性的对联，联云：

大慈悲能布福田，曰雨而雨，曰旸而旸，祝率土丰穰，长使众生蒙乐利；

诸善信愿登觉岸，说法非法，说相非相，学普门功德，只凭片念起修行。

此联颇能反映出林公慈悲济世的佛化心襟。

在《林则徐诗集》中，也有不少反映林公参禅诵经、弘扬佛法、赞扬佛子、以佛咏景、以禅喻诗以及和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内容。

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春，有七律《潘云浦封翁奕隽八十寿诗》中有句云：“衣钵祖庭传再世，旃檀香界话初禅”，看来这位潘翁也是一位佛门弟子，曾与林公一块说法参禅。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七月，林公赴云南任考官，路过贵州黄平州飞云岩，岩上有观音大士立像，林公立即下车合十参拜诵经，在七古《飞云岩》中有句云：“中有古佛立亭亭，苾芻合十朝诵经；催落山泉作钟磬，秋色满岩云有声。”可见其虔诚心境。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三月，林公与友人同游杭州西湖，有七绝四首，春暮偕许玉年及谷张仲甫应昌诸君游理安寺、烟霞洞、虎跑泉、六和塔诸胜，每处各系一诗，其中富有佛性的诗句有：“佛戒偏宜宽酒户，诗情都为检茶经；山僧为道同龛约，惆怅彭宣地下灵。”“足音何必遗空谷，心地从都悟慧根；试证前身罗汉果，三生石上与重论。”“茶梦园时参梵课，几声钟磬翠微中。”

同年五月还有七绝《题天女散花图》云：“独向祇园证净因，诸天香雨隔红尘；多生结习难消尽，记取风花未着身。”林公讲的是修持中应达到的一种较高境界，既能“证净因”，又能做到“风花未着身”。

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春，有七古《题冯笏軿“红杏枝头春意闹图”》，有句云：“三生慧福孰能兼，占尽韶华颇不廉；悟彻优昙天女散，不如趺坐一枝拈。”林公讲的是开悟，而且要像“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样大彻大悟。可见其超然物外、向往禅悟境界的心情。

同年闰三月，还有五古《“频伽礼佛图”为海宁朱贞女作》，中有句云：“不羡比翼群，不作精卫思，独爱妙音鸟，西方自修持；承颜老病母，稽首人天师；天人有沦谪，净土无分离；佛香出闺闼，白云满罘崽；遥看青莲花，已出七宝池。”林公热情赞扬了这位守贞不嫁，虔诚礼佛，一心修持的佛门弟子。同年五月，还有七律《东阿旅次赠龚暗斋观察》，中有句云：“桑下佛缘经信宿，芦中人影议模糊。”林公把在旅途中邂垢这位朋友，议为是有佛缘。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三月，有七律《题周相峰大令兴峰“湖上谒祠图”》，中有句云：“湖山也结甘棠想，香火难忘寸草心；比似圆通禅院里，宝书飞盖一长吟。”当时林公丧母正在服阕中，请僧人做佛事超度亡灵。可见其充满孝思。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林公丁父忧回原籍福州守制时，有七古《题韩云昉抚部克均“龙湫宴坐图”》中有句云：“雁山在郡不能有，康乐枉为永乐守；西来尊者此山开，掷丈云中玉龙走；涅槃一去蒲团空，但见法雨飞蒙蒙”、“是时公为入定僧，潮音千劫浑不膺；倏然挂杖一抚掌，龙来听法泉无声；拂衣笑视佛弟子，且为大千众生起。”林公把雁荡山大龙湫瀑布喻为西天佛祖掷杖化成的一条玉龙，而且是能够听法受化的神龙，把飞溅的水花喻为蒙蒙法雨，使佛理与美景融为一体，以佛喻物咏景想像丰富奇特。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六月，有七律《次韵酬潘星斋莹见怀之作》，中有句云：“懒吟回避债，倦客且参禅”，表明林公宁愿趺坐参禅而不愿会见众多的俗客。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四月，有五古《题“生公石上论诗图”》中有句云：“读诗如说法，索解入三昧；点头片石和，挽手两人对。”林公以禅（说法）喻诗，把读诗、学诗得其三昧比为“生公说法，顽石头点。”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十一月，有七古《齐梅麓彦槐“送古佛入焦山图卷”》，中有句云：“金人入梦始有佛，六代造像何纷纷；唐初采经及西竺，供养功德宜精勤。”“齐君种善多善根，古佛显应成妙因，杉板船轻剪江去，江风不动波澐澐。是日山中佛光现，异云五色明朝暾；音乐鸟鸣溪涧晓，旃檀香散林峦春。汲来冷泉作清供，曼陀罗雨吹细蕴。我闻八万四千幻名相，世尘讵著莲花身。天人感应现则一，刹竿自树波由旬。为君作歌歌止此，别有灵契君应闻，铜观音像光福村，在宋出士祈祀殷。雨旸征应纪前志，年久庙圮丛棘榛。前年去年两祷旱，杨枝滴水苏吾民。人无饥寒圣人悦，亲洒宝翰题遍璘。君如来游太湖滨，请依兰若瞻慈云。更将贞白摩岩手，一写裴休赞佛文。”

林公这首诗，实际上也是一篇全面宣传佛教，弘扬佛法的赞佛文，既阐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又赞扬了那位“种善多善根”的齐君，感应佛祖，出现佛光。还建议齐君游太湖时去朝拜那尊“杨枝滴水苏吾民”的铜观音。林公曾两次请至杭州苏州行香祈雨，极为灵验。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六月，有七绝《潘公甫舍人冒暑游洞庭，舟过鄂州，留之不可，枉三绝句答之》，其一云：“去年曾对君山碧，天楚东南首重回；谁料杜门老居士，一帆六月剪江来。”林公的这位友人原是一位佛门老居士。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三月，有七绝《次韵和解筠前辈》，中有句云：“蛮烟一扫众魔降，说法冯公树法幢。”（按：“法幢”为佛教仪仗，林公把坚决打击英国侵略者比喻为佛祖高树幢，扫荡众魔。）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三月，有七律《辛丑三月，室人生日有感》，中有句云：“遥知手握牟尼串，犹念金刚般若经。”林公原配郑夫人也信佛，故以念佛诵经祝寿。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四月，有五律《次韵答宗涤楼稷辰赠行》，中有句云：“华严诵千偈，信否伏狂魔。”当时林公正赴戍伊犁途中，仍不忘念佛诵经，同时，还期望倚仗佛力降伏“狂魔”，也即指贪得无厌的侵略者。

林公交往的佛教界人士中，既有在家的居士，也有出家的诗僧。在诗僧中，根据记述可以肯定有两位，一位是林公赞誉其“诗亦清隽”的镇江焦山定慧寺方丈巨超法师，一位是昆明西山华亭寺方丈岩栖法师。岩栖法师系林公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结识的，两人过往甚密，林公对其诗甚为激赏，曾为《岩栖诗草》题七言绝句四首。诗云：

“为助营斋诵法华，潮音散作曼陀花。何其合十参禅后，更擅吟擅手八叉。半偈修持静掩关，六时钟磬彩云间（上人居彩云阁）。个中悟彻诗三昧，砚洗平泉绮语删。”

“闻道吴刚缔旧缘，曾修月斧广寒天；吾衰退尽生花笔，惭负推敲贾浪仙。前宵吟侣集衙斋，四韵分题各写怀。最是寒钟清梵梦，枕边诗味得来佳。”（昨课五华诸生，以“寒钟”等题分吟，上人见而有作，余赏其“诗味枕边回”之句。）

郑丽生先生校订的《林则徐诗集》仅收有后两首，题为《岩栖上人以诗求题，率成与之》。

林公亲笔题书的这四首诗，连同吴和甫学使题词，以后被刻于一块大理石屏上，岩栖法师圆寂后即嵌于其舍利塔，以当塔铭。今塔已毁，诗屏犹存。近年华亭寺已将该屏嵌于新建的藏经楼左侧墙壁上，供游客观赏

。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秋，林公在云贵总督任内，以频年积劳，旧疾复发，奏请开缺回籍调理，已蒙恩准。因宦海浮沉多年，深感仕途险恶，加之相依为命的郑夫人于上年十月病逝于昆明，他本人年迈多病，因而萌发了看破红尘，归隐寺院的意向。离滇前有《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七律三首，其中一首云：“身似闲僧退院初，维摩丈室暗踟蹰。养病只合颓然卧，怀旧真惭迹也疏。但得支公怜病鹤，肯同赵壹赋枯鱼。愿君早拥南天节，或许相逢退食余。”

此诗首联，林公把自己比为“退院”（即卸去方丈等领导职务）初期的“闲僧”，“维摩”即维摩诘菩萨名，林公在书斋中供佛或挂有菩萨画像，故称“维摩丈室”。

第三联的“支公”即东晋著名高僧支遁，曾养鹤，“病鹤”为林公自喻。《枯鱼赋》典出《南史》“文学传 卞彬”，传因屡以直言忤帝，虽有才干仍被署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作《枯鱼赋》，自伤不遇。林公这两句诗表明其心迹中：只要有某位高僧大德发慈悲心，怜其病衰，愿意引度，他宁可追随遁入空门，也决不肯再像赵壹、卞彬那样热衷仕途了。

此外，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林公家乡福州乌石山积翠寺重修完毕，林公应寺僧要求，曾撰写了《重修积翠寺记》。

从以上《林则徐日记》和《林则徐诗集》的择要例举中可以看出，佛教或佛教文化对林则徐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啊！林则徐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其精神支柱与动力实源于佛教修证，并在社会实践中升华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表明我国丰富而悠久的传统文化有着提升、完善人格的特殊作用。这是我们佛教界值得自豪并应努力继承发扬的。

林公作为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作为一位佛门弟子，又是佛教界的荣耀。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精神

林则徐留给后世的影响集中到一点，是他那种仰之弥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有着丰富的内涵，但在抗击外来侵略者时表现得最集中、最鲜明、最具有感召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一位举起这面旗帜的正是林则徐。我们追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会发现爱国主义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屈原主要是一位大诗人，李纲、岳飞、文天祥他们抗金、抗元，称为爱国者。但从民族的整体意义上讲，金与元都不能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到了戚继光抵御倭寇，郑成功抗击荷兰侵略者。到了林则徐时代，历史条件大大不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出现，使中国大大落后了，于是出现了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成为了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最高尚的情操。

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历史选择了林则徐，他所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主义者。因此，林则徐的爱国主义不仅具有正义性，而且具有艰巨性。

●严禁鸦片是中国内政，拯救数以百万计的吸食者，这本身就具有爱国主义性质。

●鸦片战争发生后，林则徐坚决抗击英国侵略者，但中国内部的投降派剥夺了他战斗的权力。这场战争如果由林则徐、邓廷桢指挥，完全有可能战胜远离本土的侵略者。

●最深刻的一点是林则徐为了探求富国强兵的道理，深解“知己知彼”和“师夷长技”的重要性，称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的对手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贪婪、最野蛮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仅这一点，必然使他成为世界性的人物。

林则徐禁烟、销烟当时就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国际联盟》把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定位国际禁烟日，联合国又把虎门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为国际反毒日，美国纽约广场也立有林公像。可以肯定的说，当今世界上，毒品存在一日，林则徐的名字就会受到普遍的尊敬。中华民族培育了林则徐，全世界需要林则徐，历史上产生了林则徐，现实和未来也需要林则徐。

林则徐诸多优秀品德集中到一点，在他的全部生命中，特别是身居高位以后，燃烧着对中华民族高度的责任感。这种强烈的至死不渝的责任感，结合时代特征派生出具体的业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严禁鸦片、发展生产……林则徐的品德和业绩，还有深刻的道德伦理方面的意义不可估量。林则徐虽然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人物，但他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人类，他英勇无畏的精神突破了时代的羁绊，称为一代伟人！



林则徐的“十无益”格言

林则徐（公元1785年～1850年），清末政治家，福建侯官人，嘉庆进士，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奉者。

林则徐虽然身居要职，公务很忙，但还是坚持每日早晚功课。他将《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心经》、《往生咒》等佛经写在四寸见方的小本子上，便于在旅途中坚持早晚课诵，从这点可见他精进修持之一斑。

他不但自己精进修持，并将佛陀慈悲利人的精神落实于爱国爱民的具体行动。早年曾修治黄河、白茆、浏河等水利，使一方众生免除水患、干旱之灾；曾力排种种干扰和压力，严禁鸦片，成绩卓著，使许多百姓摆脱迷毒之害；鸦片战争爆发又严密设防，使英军在澳无法得逞，力使中土人民免于侵略者的奴役蹂躏；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曾派人翻译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借此学习、借鉴外国人的一技之长。可见工作、事业和修持佛法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针对世风日下的时弊，于1839年9月巡视澳门后，在前山写了“十无益”格言：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父母不孝，奉视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

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为富不仁，积聚无益；

巧取人财，布施无益；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

淫逸骄奢，仕途无益。

这“十无益”格言对现代人仍然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