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可以弘扬佛法吗？

居士可以弘扬佛法吗？

佛教虽然向以出家比丘僧为住持佛法的中心，但人数远远超过出家众的广大在家居士，在实践和弘扬佛法上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容忽视。在佛世，成千上万的在家佛弟子证得初、二、三果，维摩诘、善财童子等在家菩萨的智慧德行，都受到佛陀的称叹。后来印度出过罗阅示、胜军论师、长寿婆罗门等法将。汉传佛教史上，支谦、傅翕、萧衍、李通玄、庞蕴、耶律楚材、胤祯等居士，或以大力护法，或翻译著述，或明心见性，或被视为菩萨化身，功业昭著，彪炳史册。藏传佛教史上的仲敦巴、卓弥译师、玛尔巴、米拉日巴、玛基洛准等得大成就的祖师，亦为白衣居士，其中米拉日巴，被公认为即身成佛的典范。南北朝至唐宋间，中国曾出现过义邑、法社、香火社、十地采等居士团体。明清以来，随僧伽佛教之衰落，居士在佛教中的地位有逐渐上升之势。及至近现代，居士佛教的勃兴，成为佛教复兴运动中极为显眼的现象。上海与南京，为全国居士运动的中心，许多重大的佛教事件在这两地发生，杨仁山、欧阳渐、吕澄、屈映光、范古农、高鹤年、丁福保、王一亭、王季同、蒋维乔、江味农、简玉阶、方子藩、郭元兴等近现代著名居士，或籍隶江苏，或主要活动于南京、上海两地。

（一）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启动者和主力军。

清末，衰迈至极的中国佛教，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撞和太平天国等的破坏下，满目疮痍，凋零不堪。乃有大心志士，怀著满腔拯世救国的热忱，应时势人心之需要，奋起振宗兴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佛教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启动者、奠基者，当推杨仁山居士。无独有偶，与杨仁山居士复兴中国佛教相呼应，奋起复兴印度佛教的元勋，也是两位白衣居士——斯里兰卡人达磨波罗(1864—1933）与印度人安培多格尔(1893—1958），前者曾来上海与杨仁山居士会晤，得到杨仁山居士的赞助。

杨仁山居士是当时曾考察西欧、具有世界眼光和科技知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自25岁学佛起，立志在全球振兴佛教，全身心投入弘法事业，四十余年奋斗不息。欧阳渐总结其业绩为十大功德：‘一者，学问之规模弘扩；二者，创刻书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书；四者，为雕塑学画刻佛像；五者，提倡办僧学校；六者，提倡弘法于印度；七者，创居士道场；八者，舍女为尼，孙女、外甥女独身不嫁；九者，舍金陵刻经处于十方；十者，舍科学技艺之能，而全力于佛事。’(《杨仁山居士传》）其振兴佛教的举措，主要在刊印经籍、重兴义学、办学培育佛教人才三大方面。杨仁山于1866年创立的金陵刻经处，至今已有130余年历史，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出版机构，又是一集印经、流通、研究、讲经、修学于一体的居士道场。在杨仁山居士亲自主持的40余年间，该处共刻印经典两千余卷，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帧。其所刻经书校勘标点之严谨精细，至今犹为学界称叹。杨仁山居士针对禅宗流弊，力倡研习经论，诸宗并弘，尤提倡通彻唯识、因明，开一代研究佛教义理之风。他的佛学思想弘广圆融，教宗贤首，行归净土，所著《等不等观杂录》等，见地真正，深彻法源。杨仁山居士以办学育才为振兴佛教的关键，呼吁开办释氏学堂，并于1907年在刻经处开设‘祗洹精舍’，自编课本，培养通达佛学和中西文字的僧俗人才二十余位。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主将太虚大师，即为祗洹精舍的学员。栖云、仁山、了悟等现代名僧，亦曾就学于祗洹精舍。先后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学者，还有欧阳渐、梅光羲、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蒯若木、黎端甫、孙少侯、李澹缘、高鹤年、章太炎、谢无量等人，其中颇多政界、学界、教界的一流英才。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杨仁山开创的佛教文教事业，由欧阳渐、吕澄等继承发扬，继续校刻经典，研究义学。欧阳竟无于1914年在金陵刻经处设立研究部，招收学员，研习佛学。1922年，经过数年筹备的‘支那内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欧阳渐任院长。这是一所由居士主持的高级佛学院，设学问、研究、法相大学三部，学风颇为严谨。该院开办30年间，先后培育僧俗学人数百人，著名学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景昌极、缪凤林、黄忏华、田光烈等，皆出‘内院’，梁启超亦曾赴内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内院辑印的《藏要》，选择精当，校刊严谨。欧阳渐著述《竟无内外集》精深宏博，为现代佛学名著。其弟子和得力助手吕澄，精通梵、巴、藏、英、日多种文字，其研究范围广罗印、汉、藏诸系佛学，著述等身，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为现代佛学研究的巨匠。

除杨、欧、吕师徒三代之外，近现代投身佛教文教事业、大兴义学的居士还有不少。如维新派名士狄葆贤在上海创办《佛学丛报》，举荐、资助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与叶恭绰居士等发起影印《碛砂藏》流通，有佛学论著《平等阁日记》等传世。江味农(1872—1938）与蒋维乔、徐蔚如等创立北京刻经处，校订敦煌卷子中的古写本佛经，讲经论于上海，其《金刚经讲义》至今仍流通于教界。徐蔚如又创立天津刻经处，校刻经典近二千卷。丁福保(1874—1952）在上海创医学书局兼印佛教书籍数十种，畅行国内，其所编《佛学大辞典》苞罗宏富，多次再版，至今仍为国内最畅行的佛学工具书。范古农(1881—1951）多年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佛学月报》主笔，编辑《海潮音文库》、《佛学百科丛书》，影印宋版藏经，常讲经说法，其《古农佛学答问》等著述，影响颇大。韩清净在北京组建法相研究会、三时学会，率众精研唯识学，学风谨严，著述宏富，与内院欧阳渐并称唯识学两大家，有‘南欧北韩’之称。其弟子周叔迦(1899—1970）在北京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中国佛学研究会，培育人才，研究佛学，编刊《微妙声》、《佛学月刊》等，先后执教于北京多所大学，讲授佛学，有《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传世。此外，精究佛学、以文字弘法的居士阵容甚为壮大，著名者有梅光羲、桂伯华、谢无量、蒋维乔、黄忏华、李证刚、刘洙源、唐大圆、史一如、高观如、顾净缘、朱芾煌、朱镜宙、王弘愿、王恩洋、王季同、尢智表、李圆净、贾题韬、郭元兴、南怀瑾、张澄基等数十百人，其佛学著述的数量和质量，及社会影响之广，均不在比丘僧法师辈之下。李证刚、周叔迦、蒋维乔、景昌极、缪凤林、熊十力、虞愚等以学者身份讲佛学于学术界与高校，使佛学在知识界蔚为显学，在社会思想文化园地里大放异彩。王季同、尢智表、王守益等以科学家身份弘扬佛法，融通佛学与科学，影响不小。

近现代居士中，有不少军政界显要人物，如熊希龄、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徐世昌、程德全、林森、戴传贤、居正、吴忠信、屈映光、叶恭绰、靳云鹏、陈元白、蒋作宾、李根源、赵恒惕、唐继尧、李子宽、陈铭枢、胡瑞霖、王柏龄、朱子桥、施省之等，皆皈依佛教，热心护法。民国初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居士，被推为中华佛教总会会长，以其职权政望保护寺产，后来被聘为支那内学院院董，与梁启超、蔡孓民等联名呈请中央政府，拨助基金十万元。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好佛茹素，与太虚等发起兴建南京中山陵前藏经楼，影印龙藏十五部，并敕令有关部门保护栖霞寺产，制止庙产兴学风潮。戴传贤学兼显密，有佛学论著多种，力论振兴中国必振兴佛教，主张改革宗教，革除朽腐，一生护持佛教甚力。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的程德全居士，于1922年面请徐世昌总统，修改管理寺庙条例，保护佛教权益。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居士，热心襄助欧阳竟无办支那内学院、谛闲法师建观宗学社、倓虚法师建青岛湛山寺，于上海成立法宝图书馆，发起影印续藏、碛砂藏以及《宋藏遗珍》。曾任桂军司令的陈元白、任至内政部长的蒋作宾及历任湖北财政厅长等职的李子宽等居士，热心护持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出力不少。历任云南副司令、陕西省长、云南监察使的李根源，受虚云和尚影响而信向佛教，有修葺玄奘墓塔、重修南华禅寺、邀请太虚大师重整鸡足山佛教等护法举措。曾任江苏省建设厅长、皈依印光大师的王柏龄，护持佛教不遗余力，对振兴扬州佛教贡献尤巨。历任浙江都督、山东省长、内务总长等高官的老光复会员屈映光，及任广东省主席、行政院代院长等职的陈铭枢，一密一禅，积极护法，后者建国后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为《现代佛学》杂志社和中国佛教协会的重要发起人。朱子桥居士在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地方长官期间，协助倓虚法师建寺办学，振兴东北佛教，抗战中在陕西放赈时，重修塔寺，兴办佛学讲习所、慈恩学院，影印《碛砂藏》、《赵城藏》，于振兴西北佛教贡献巨大。近现代名居士中，如梅光羲、黄涵之、蒋维乔、江谦、谢健等，也皆曾身居显要。

近现代居士中，还有一批工商界人士，他们以雄厚资财资助佛教事业，为佛教复兴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武汉巨商王森甫、在上海经营药厂的玉慧观，皆皈依太虚大师，对大师在武汉、上海推进佛教事业捐资甚多。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王一亭、聂云台、冯梦华、方子藩、闻兰亭、简玉阶、简照南等，皆为佛教护法。王一亭为著名画家，历任中国济生会会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一生对佛教及慈善事业捐资甚巨。实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将其住宅南园(‘觉园’）捐给佛教，成为上海佛教净业社和上海佛教居士林的会址。

近现代广大居士不仅热心护持佛教、弘扬正法，而且多解行相应，精进修持戒定慧，尤以虔修净土法门者为多。如杨仁山居士日理众务，夜修禅观，念佛不辍，数十年如一日。夏莲居、黄念祖、顾净缘、屈映光、李炳南、王家其、吴润江、陈健民等居士在个人修证上的成就，为广大佛教徒所宗仰，多有论述修证的著作传世。夏莲居、黄念祖教禅净密兼通而力弘净土。顾净缘、王弘愿、冯达庵等弘扬东密，为传法阿阇黎53。屈映光、王家其、吴润江等虔修藏密，皆称上师。陈健民居士还弘法于美国，《曲肱斋全书》为现代密教学最重要的著作。蒋维乔居士多年精修禅观，其《因是子静坐法》等书，开以气功养生渠道推广佛法的先河。刘洙源居士晚年辞大学教职入山潜修，在观行方面卓有心得。袁焕仙、贾题韬、南怀瑾等参禅说禅，影响甚大。

近现代居士们还多积极投入慈善救济事业，在社会民众中具体实践菩萨道济世利人的精神，如王一亭多年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与人共同举办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难民收容所等，他每年数万元的书画收入都用于布施，被誉为国内头号慈善家。高鹤年居士多年经办义赈，曾多次亲赴徐淮、京津、湖南等地视察灾情，赈济灾民，有《名山游访记》传世。施省之曾创办北京中央医院以惠贫病，资助各学校。王一亭、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等抗战期间在上海设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进行难民救济工作，获得社会好评。积极投入救济、公益事业，救助贫病苦难，造福社会，已成为近现代广大居士们共认的必尽之责，自觉参与者不计其数。

（二）星罗棋布的居士团体。

大大小小的居士团体纷纷涌现，遍布全国各地城镇，是近现代佛教运动中引人注目的新景象。霍姆斯 #8226;维慈(HolmesWelch）在其《中国佛教的复兴》第四章描述：‘民国时期居士组织层出不穷。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它们就像酵母中的气泡，产生又消失’，‘像上海、武汉、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佛教组织稳定而兴旺。’据1930年的一个统计报告，佛教组织在长江流域、广东、北方、东北便多达571个，其中多数完全由居士组织管理，尚未包括西北和西南等地。霍姆斯 #8226;维慈在其著作中指出：‘以居士为主体的地方佛教会，与僧人把持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及其分支有著明显差别：居士们入会是为了参加功德活动，而僧人则是为了保护庙产。’这一说法大概较为客观。近现代的居士团体，多数与古代的法社、香火社等性质相近，是以佛法修持(包括研究、讲经、礼诵、法会、参禅念佛、慈善事业等）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在家佛徒教团，实际上应看作实践大乘道的在家菩萨僧团。

近代最早的居士团体，是杨仁山居士于1910年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立的‘佛学研究会’，该会以研究佛教义学为宗旨，由杨仁山居士定期主讲经论。此后，以会、社、居士林、精舍等命名的各种居士团体，在各地纷纷建立。如1918年，江谦居士在浙江婺源建‘佛光社’，率众同修净土。1920年，王森甫听太虚大师讲经后即席组织‘武汉佛教会’，后改组为‘佛教正信会’，入会者达数千人。1922年，吴璧华居士在永嘉成立‘莲池海会’，后来他又被推为‘杭州佛学会’会长。1930年，胡子笏等发起成立‘华北佛教居士林’于北平，该地的居士团体还有周叔迦等于1941年成立的‘中国佛学研究会’等。工商业者云集的上海，居士佛教最为活跃，先后成立的居士团体有‘上海佛教居士林’(1919）、‘上海省心莲社’(1930）、‘上海佛教净业社’(1922）、‘功德林佛学会’、‘真净莲社’、‘法明学会’(1935）、‘上海佛教青年会’(1946）等。天津、长沙、宁波、重庆、成都等各大都市，乃至偏远的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地，也都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居士团体。

目前国内恢复活动、较为活跃的居士团体还有北京佛教居士林、宁波佛教居士林等。在港台地区，居士佛教十分兴盛，居士团体甚多。台湾最大的居士组织‘中华佛教居士会’成立于1968年，下属47个分会，主要致力于慈善事业。香港的‘佛教法住学会’则以从学术文化立场推动佛教思想的现代化为主旨，经常开展佛教学术活动。

各地较大的居士团体如上海佛教居士林等，都有固定林址，林内一般设有佛殿、念佛堂、放生池、佛教图书馆、阅览室、法物流通处等，经常开展共修、讲经说法、研讨佛学、举行法会等佛事活动，多出版发行刊物，流通经书，并开展慈善救济事业，施医施药，救济贫病老弱。总之，是进行集体修持，共修菩萨道六度四摄。居士们从集体修持中可得互补互助之益，互相策励，交流心得，带动后进。居士团体还以集体力量投入较大的慈善救济、福利公益事业，开办医疗、养老、育幼等机构，并能以集体力量维护佛教权益，是一种有益于佛教和社会、甚便于有关部门管理的群众团体。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居士团体在组织制度、活动方式等方面，已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

近现代居士团体中，还有一类专属某一宗派，以研究和修学为主旨，如韩清净等在北京创立的‘法相研究会’(1921）、‘三时学会’(1927），范古农在上海创立的‘法相学社’(1947）等，专门研究、讲习法相唯识学。王弘愿在广州主持的‘解行精舍’，顾净缘在上海建立的‘瑜伽学会’、‘畏因同学会’等，专门弘传唐密。王骧陆在天津、上海等地所建‘印心精舍’，专门传修‘心中心’密法。王家其在昆明所建‘莲花精舍’，吴节持、伍海池等在长沙所建‘粤开佛教居士林’(1935），段祺瑞、汤住心、屈映光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菩提学会’(1934）等，专门弘传藏密。袁焕仙、贾题韬等在成都建立的‘维摩精舍’(1943），专门参修、研究禅宗。在港台地区，此类居士团体为数甚多。

（三）僧俗关系的合理定位。

随著居士运动的勃兴，僧俗关系，成为近现代佛教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近现代居士的绝大多数，出于佛教以比丘僧为中心的传统，对僧尼尤其是戒行严谨、见地真正、有修有证的高僧相当尊重，一般都到寺庙里从僧人受皈戒，多拜某位所敬重的僧尼为师父，尽承事供养之责。各居士团体，多礼聘高僧为导师，常请法师讲经说法，传授皈戒，主持法会，并常护持寺院、供养僧众

。

但是，出家众中的一些人，及一些在家居士，出于僧尊俗卑的传统观念，对居士佛教颇有看法，认为住持佛法乃比丘僧之职事，白衣弘法乃佛教衰亡之征兆，居士讲经说法、灌顶传法被认为不如法，僧尼问学、礼拜、供养大德居士，更被斥为有辱僧格之举。在居士界，有少数人出于对僧尼素质低劣的不满，反对僧尊俗卑，认为佛法应由居士住持弘扬，不必以僧尼为中心，被称为‘二宝居士’。僧俗矛盾，因而成为近现代佛教界的一个重大问题，曾经尖锐化，发生过内院与武昌佛学院的争斗，及王弘愿因灌顶传法被僧界群起而攻之等事件。

僧俗矛盾的存在和解决，终归基于对居士在佛教中应有地位及对僧尼队伍现状的认识。在僧人方面，对居士的不满主要在于居士群起弘法喧宾夺主，侵犯了传统的比丘尊严，认为白衣54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讲经说法、灌顶传法，僧尼绝不能师事、礼拜、供养居士。在居士方面，少数‘二宝居士’认为时届末法，僧尼伪滥，无僧可宝。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有一定依据而皆带片面性，需要宗依经论，考察现状，澄清误会，端正认识，对僧俗关系作出合理如法的定位。

无论从佛言祖语、佛法义理还是佛教现状看，白衣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讲经说法、灌顶传法，僧尼不能师事居士等观念，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甚而违背佛言祖意的偏见。欧阳竟无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中，广引经论，列举古德例证，对唯许声闻为僧、居士非僧类、居士全俗、居士非福田、在家无师范、白衣不当说法、在家不可阅戒、比丘不可就居士学、比丘绝对不礼拜(居士）、比丘不可与居士叙次十种说法，一一进行了批驳，斥之为谬。其论证有理有据，无可非议。欧阳竟无居士认为：‘非僧不许为师，非出家不许为僧，种种封畦，创为异议，执之不移’，是使大教式微淩夷的重要原因，亟需依据经论，批判迷谬，认清居士亦属僧伽、当住持正法乃佛陀教法本有的精神，长期以来僧主俗从的惯例应当改变。印顺法师站在僧人的立场，通过其严谨的佛学研究，得出了和欧阳竟无几乎一致的结论。他在《佛法概论》、《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等著作中，引证经论，证明在家二众为‘七僧伽’所摄，出家在家在修证上完全平等。‘白衣能理和同证，也可称之为僧伽，而且这还是真实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赞叹。’他论证大乘本为在家众的运动，大乘道的实践应以身处社会民众中的在家众为主体，长期以来僧主俗从的结果，导致‘学佛等于出家’的误会，使佛教与社会脱节，凋零衰落。振兴佛教，必须著重于青年、知识界、在家众；在家佛教的建设，以建立居士道场(优婆菩萨僧团）和佛化家庭为两大要务。印顺法师对在家佛教的论述中，蕴含著应时契机的深睿智慧，是从对佛陀教旨的深彻体认和对佛教历史的深刻反省中得出的远见卓识。

就近现代佛教史看，居士与僧尼共同住持正法，共成僧伽，已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已是不容否认的现实。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由居士启动，居士们在佛教复兴运动中充当著主力军的角色，乃有目共睹。在戒定慧修证、讲经说法、著书办刊、组团结社等方面，居士界法将如云，未必亚于僧尼。在维护佛教权益、进行社会救济方面，居士的作用更非僧尼所能替代。而佛教复兴的经济基础，无疑主要由从事生产经营的广大居士所提供。在今天仍持‘白衣只可护持佛法’等观念，未免偏面。居士佛教的兴盛，未必是佛教衰落的征象，而应看做大乘佛教真正振兴的标志。

强调居士佛教的重要性，只是清流正本、纠治偏弊之论，并非否定出家僧尼住持佛法的重要地位。就整个僧界来看，仍是高僧辈出，修行精进、愿力宏深者如云，具备福田资格者在僧尼中仍占多数。僧尼在佛教复兴运动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无僧可宝之见，显然十分偏谬。僧尼嫉慢居士，居士轻慢僧尼，都是以我慢烦恼为根，各应自知自省。僧俗二众犹如手足股肱，应互敬互重，共同肩负起住持佛法的重任。作为居士众，尤应尊重、爱护、供养僧尼，在仪相上尽量维护僧尼住持、表相佛法的核心地位和僧宝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