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华大藏经》在汉文大藏经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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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以下简称《中华藏》),1982年在当时的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支持下立项起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组成《中华藏》编辑局进行编辑,1994年编辑工作完成。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出版工作完成。全106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辑出版史上,这可算是一个屈指可数的重大工程。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荣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汉传佛教在中国酝酿成熟,流遍东亚。近代以来,日本于上世纪20年代编辑的《大正新修大正藏》被当作汉传佛教大藏经的代表,得到世界普遍的承认。因此,编纂一部高水平的汉文大藏经,便成为中国佛教界、研究界百年来的梦想。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为现实这一梦想而努力奋斗。

　　承载着百年的梦想,任继愈先生主持的这部《中华藏》,作为由国家立项的重大课题,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各方面的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部大藏经的编纂,都曾经提出自己的设想。面对这一局面,《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方针是:不坐而论道(即不争论),不成立编委会,不受各种议论的干扰,把事情做出来。这一方针的结果是:经过13年的努力,《中华藏》(上编)106册编辑完成;13年中,也时常听到对于《中华藏》的各种议论。在这些议论中,褒奖的议论在此暂且不论;批评的意见主要有两条:一为百衲本;一为使用不便。

　　当笔者撰写这篇文章时,距《中华藏》的编辑完成已经11年,距它的全部出版,也已经7年。虽然不能说什么“盖棺定论”,但拉开一定的时间段,站到今天的立场上回顾《中华藏》,我们的评论可以更加客观一点。

　　评论《中华藏》,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进行,本文主要想把它放在汉文大藏经史的背景中来考察。

　　汉文大藏经从形成到如今,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写本时期、刻本时期、近现代印刷本时期与数码化时期。目前,我们正处在近现代印刷本时期与数码化时期交替的过程中。《中华藏》则属于近现代印刷本时期的藏经。

　　近现代印刷本时期的藏经,按其采用的方式不同,可分为排印与影印两种。

　　属于排印的,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铅印,即用铅活字排版,做成纸型,然后印刷。用这种方式印刷的藏经,日本先后有《弘教藏》、《大日本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等,中国则有《频伽藏》与《普慧藏》等。另一类是激光照排,即计算机录入,激光制版,然后印刷。用这种方式印刷的藏经,中国有《文殊大藏经》(中途夭折)、《佛光大藏经》(正在进行)。铅印与激光照排,虽然方式不同,科技含量不同,但都要全部重新植字(录入),然后印刷,就藏经形态而言,两者并无本质差异。

　　排印本藏经文字清晰,装帧实用,信息量大。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排印本藏经的出现,与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兴起基本同步。由此新编的藏经,学术含量高。这不但体现在独具一格的分类体系,也体现在校勘、断句标点等方面。其方便、实用与科学,远远超过古代的木刻本。因此,问世不久,便以其无可辩驳的优势,淘汰掉古代的刻本藏经。不过,排印本需要大规模植字。校对精细的,仍难免疏漏百出;校对粗疏的,则鱼鲁之讹,不忍卒读。日本《大正藏》号称水平最高,按照最近的研究,其植字错误至少达万分之十几,大大超过万分之三的一般要求。按照中国目前的通行标准,它肯定上不了优秀图书的参评线。

　　属于影印本者,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影印本,即不改变原底本的编排,单纯影印。如近年影印的《明北藏》、《清龙藏》、《频伽藏》等。这些影印本可视为原藏经的一种重印本。另一类是重编影印本,即改变了原底本的编排,按照新的体例重新编排所收经典,如《中华藏》。这种影印本实际上已经与原底本脱节,形成新的藏经。

　　今天,古代刻本藏经基本上已经成为文物,单纯影印本使它们化身百千,既可以满足寺院供养法宝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一睹它的真面目;相对于排印本藏经的大量植字错误,单纯影印本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核对依据;单纯影印本还保留了刻本藏经的原始形态,大大方便了刻本藏经研究者的工作;加之影印本改用现代装帧,使用方便。如此种种,都是单纯影印本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

　　但是,单纯影印本均以古代某一特定刻本藏经为底本,而囿于各种原因,古代刻本藏经的收经范围都有不足。此外,古代刻本藏经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种错谬,而上述单纯影印本的操作者大抵着眼于经济效益,并没有做校勘之类费钱吃力的工作。有些单纯影印本在印刷过程中曾作修版、补版,而又不予以说明,从而损害了它的可信度。凡此种种,又不免降低了这些影印本的价值。

　　而《中华藏》这样的重编影印本,与排印本相比,它具有影印本的忠实于底本的优势,起到反映刻本面貌、可供研究刻本状况之功;与单纯影印本相比,它又吸收了排印本校勘的优点,把历代主要藏经的行文差异聚集在一起,使读者得持一本而揽全局之效。也就是说,《中华藏》凭现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积13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数码本这一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序列中,位于近现代印刷本的最高端,从而在汉文大藏经发展史上,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类,树立起自己独特的地位。

　　谈到《中华藏》在汉文大藏经史上的地位,还必须谈到的一点,就是大藏经的收经标准。

　　我曾经提出大藏经的三要素,首当其冲的是收经标准。一部藏经,总有它的编纂目标。收经标准,是体现这一目标主要方面。考察古代藏经,无不有自己明确的收经标准。但我们考察《大正藏》,可以发现,它竟然没有确定的收经标准。我曾有专文评述过《大正藏》的这一缺憾,在此不拟详细展开。《中华藏》则赓续了我国的编藏传统,其上编收入历代大藏经的有千字文编号的所有典籍。由此,一藏在手,历代诸藏总揽于此。

　　我在这里提出收经标准这一问题,还在于像《大正藏》这样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藏经,竟然不将收经标准纳入自己的工作规范,此例一开,势必对后代的编藏实践造成负面影响。《中华藏》重新严格收经标准,这在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史上自然会记上一笔。

　　下面谈谈人们对《中华藏》的两点批评。

　　关于百衲本问题,我想,这既是《中华藏》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由于是百衲本,使得《中华藏》缺乏统一的版式,显得不那么美观。但正因为是百衲本,使得《中华藏》可以尽显古代各种木刻藏经的风采。得失相比,应该还是得大于失吧。何况《中华藏》本身全部现代装帧,上下三栏,总体风格还是一致的。

　　关于使用不便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文没有标点断句;二是校勘记放在卷末;三是长期缺乏可供读者使用的实用目录与索引。

　　经文没有标点断句,的确是《中华藏》的一大缺点。公允地说,至今为止所有汉文大藏经,包括日本《大正藏》,乃至网上大藏经都缺乏全面、正确的标点。《中华藏》没有施加标点的原因有两条:第一,《中华藏》是影印,影印本上无法施加标点。第二,1982年《中华藏》启动时,我国的佛教研究力量还不足以完成大藏经标点这一艰巨的任务。20年来,我国的佛教研究突飞猛进,佛教研究队伍也飞速成长。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具备对大藏经进行标点的学术力量。我想,只要经费落实,组织落实,《中华藏》标点这一问题,将会在佛典数码化的进程中得到解决。

　　校勘记放在卷末,使用的确非常不便。这也是影印本的不得已处。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步的数码化。

　　关于实用目录与索引,我想作一点说明。1997年《中华藏》编辑完成,任继愈先生便把编撰《中华藏总目索引》的任务交给我,中华书局责任编辑毛双民先生也曾多次催稿。由于我设计的《总目索引》包括多方面信息,纳入多种功能,自我加大了工作量;又因为我还承担了其它一些工作,未能全身心投入《总目索引》的编纂;从而使这一工作迟迟不能完成。最后在任先生的决断下,交由潘桂明先生继续承担,才使得《总目》在短期内编成,并在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此,我应对迟迟未能向读者提供《中华藏总目》承担责任,并向读者及中华书局致歉。2003年版的《中华藏总目》,已附有简单索引。至于更详尽的索引,有待日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