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恢复发展，我国佛教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今后若干年内，我国佛教界的研究方向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如何在保持佛教“不共世间”的宗教主体性的同时，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探讨其实现的模式；（2）在目前百花齐放的诸种教理中进行择别融会与提高创新，使适合目前社会需要的理论逐步成长并进一步凸显；（3）宗教修持的方法与道路，创立、完善与新的宗教修持方法相适应的宗教理论；（4）佛教“农禅一致”的传统及其在新条件下的实现方式，以完善佛教的经济基础；（5）佛教的戒律体系与完善新的戒规戒条，使其适合当代社会的新情况；（6）佛教的道德资源，吸收其优秀部分以为今天所用并向社会推广；（7）利用佛教的传统理论，参与社会上呼声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运动。至于中国佛教是否会出现僧人佛教与居士佛教并存的多元化倾向，前此已有讨论。虽然就目前情况而言，这种讨论还不会凸显到引人注目的程度。但“二宝居士”已经是一种社会存在，在某些地区甚至较为严重。其发展动向值得关注。

　　传统的佛教学术研究将继续深入。由于体制的原因，学术界的佛教研究主要受各级课题的引导与制约。课题制保证了学科发展自身的逻辑需要与学科发展的均衡性、全面性。但目前课题的设置与管理方法使得一些费时较久的重大基础性项目较难得到支持，从而削弱了学科基础建设。此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使学术界研究与佛教界正在进行的改革相比显得有所滞后。虽则如此，传统的学术研究对当前的佛教改革而言，也决非可有可无的象牙塔中之物，它将同佛教界力图提高自己学理层次的努力相适应，为佛教界的改革提供必要的思想武器与理论基础。加强学科基础建设，正确处理学术界与佛教界的关系，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须认真注意的。

　　就传统的佛教学术研究而言，对佛教各派别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入，其中禅宗、唯识宗研究仍将继续升温，而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的研究将会日益引起重视，其中天台宗的研究可能产生新的高潮。在汉传佛教的诸多宗派中，天台宗向来以止观并重受到人们的称道，同样属于中国化色彩较浓的宗派。在新时期，它的修持理论与体系可能成为当代追寻修持僧人的思想宝库。藏传佛教的研究将继续成为热点。唐以后佛教的研究，尤其是近现代佛教的研究会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里还想提出的是，目前佛教研究出现几个可能的突破点，即信仰性佛教的研究与对西夏、辽、金佛教的研究。

　　佛教本来就是一种信仰，所以“信仰性佛教”一词，似乎有同义反复之嫌。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所以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求乃至同一个人的不同心理需求。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义理性佛教”，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信仰性佛教”。义理性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而信仰性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义理性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干与活泼泼的灵魂，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信仰性佛教为中国佛教奠定了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所以，所谓“信仰性佛教”是与“义理性佛教”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种相对来说诚信成分较浓的佛教形态，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征，都是佛教必不可少的形态。两者看来似乎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实际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很难把它们分开。如同一张钱币的正反两面，密切结合。对于某一种具体的理论或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必须具体分析。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历史的逻辑并不使“信仰性佛教”与“义理性佛教”始终保持紧密结合、平衡发展的状态。而两者如发生偏离，佛教的发展便面临问题。只有对信仰性佛教研究的突破，才能使我们重新审视唐以前的佛教，并更好地完成唐以下佛教的研究，也才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与处理当前佛教的种种信仰形态。

　　以往对西夏、辽、金佛教的研究甚为薄弱，有的甚至是空白。而近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兴盛，有关资料大量涌现，为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可以预期，在上述诸国的佛教研究方面，将会出现一批新的引人注目的成果。

　　从全局看，目前我国的佛教研究不是出大师的时代，而是积累资料的时代。因此，扎扎实实地做好基本资料的翻译、收集、整理工作显得格外重要。新的工具书编纂及文献整理，文献学以及运用文献学手段以推进研究的方法，将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由于目前学风的普遍浮躁，又对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极大的障碍。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将决定今后若干年我国佛教文献学发展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及敦煌遗书等各类出土佛教文献的整理，将把我国的佛教文献学推向高潮。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也将有相应的改变。各种佛教信息网站的建设，将为我国的佛教研究迈入网络时代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