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22日至2月5日 应全印比丘僧伽会的邀请,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5人,对印度进行了友好访问。

　　应全印比丘僧伽会的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五人,于1月22日至2月5日对印度进行了为期15天的友好访问。

　　中国佛教代表团由圣辉法师任团长,游骧先生任秘书长,加木扬·图布丹喇嘛、宏度法师、张开勤先生为团员。代表团的出访,引起了印度各界的关注。印度《觉悟报》、印度广播电台、印度新闻社、《公共论坛报》、《宗教日报》、《贝纳勒斯日报》、《勒克脑报》的记者,分别对代表团进行了采访,并作了报导。在印方诸长老和文化官员的陪同下,代表团朝拜了桑奇(佛陀两大弟子舍利弗、目犍连的舍利供奉处)、那烂陀寺遗址(相传为舍利弗出生地,玄奘大师西行取经在此学法)、灵鹫山(佛陀于此讲说法华等大乘经典)、竹林精舍、祗园精舍(佛陀在世多居于此,说法开化,导凡拯俗)、菩提伽耶(佛陀成道处)、鹿野苑(佛陀初转法轮处)、拘尸那(佛陀涅?处)、兰毗尼(佛陀诞生地)等圣迹;访问了全印比丘僧伽会、摩诃菩提会、悉达多国际弘法中心等佛教组织和寺院;参观了印度国家博物馆和华氏城博物馆;受到全印比丘僧伽会大长老、印度比哈尔邦总督和印度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接见;参加了印度共和日的盛大庆典;出席了总统招待会。

　　访问期间,代表团受到全印比丘僧伽会、摩诃菩提会、印度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诸位大德和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官员以及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代表团访问途中,路经泰国,受到泰国僧王座下的接见。中国佛教代表团于2月8日圆满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回到北京。

　　代表团此次访印,特点有三:一是机遇好。代表团是在中印两国关系有所改善的大气候下访印的,通过访问,将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二是礼遇高。印方对代表团的来访非常重视,给予了较高的礼遇。印度佛教领袖人物都出了面,或予会见、或陪同参访、或参加迎送;印方还特意安排代表团参加共和日庆典观礼和总统招待会;有关邦的总督、首席部长和高级官员出面会见;接待工作由印度外交部领导的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安排,周密细致,所到之处,皆由警车开道。三是友情浓。我们所接触的,从大长老到普通信众,从高级官员到一般工作人员,都表现得十分热情友好。在言谈时,双方沉浸在中印传统友谊之中,表达了恢复和发展中印友好的强烈愿望。增进中印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谊,成为此次访问的主旋律。

　　代表团此次出访印度,使中印两国佛教界中断了三十多年的交往,重新得到了恢复和接续,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为今后中印佛教界友好往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印度,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之一是两国佛教界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特别是玄奘大师的名字在印度是家喻户晓的,印度许多佛教圣迹都是根据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而发掘恢复的。原因之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国老一辈佛教界人士奠定的友好交往基础,至今仍在发生积极影响。访问期间,双方常常提到五十年代喜饶嘉措大师和赵朴初居士访问印度、阿难陀和迦摄波长老访问中国的情景。原因之三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中印关系逐步改善,为我们访印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原因之四是印度政府重视通过佛教的渠道,发展同有关国家的交往,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印度佛教界也想通过中国佛教代表团的来访,激发印度佛教徒的信心,促进印度佛教的复兴。

　　通过这次访问,我们观察到印度佛教呈现出逐渐复兴的趋向。佛教在印度朝野和各阶层人们中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对广大低种姓和贫穷的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印度佛教可能复兴的社会基础。现在印度佛教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全印比丘僧伽会,其领导骨干是一些佛教造诣较深、有活动组织能力、有创业奉献精神的长老;全印现有1000余名比丘,此外还有因安贝卡尔运动打下群众基础的几百万信徒,这是印度佛教复兴的组织条件。国际佛教界,特别是斯里兰卡、泰国、日本,对印度佛教圣地的开发和建设的大力支持及资助,这是印度佛教复兴的国际条件。印度政府为了振兴本国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开展对外友好,比较重视运用佛教的优势,对佛教的政策比较宽松,这是印度佛教复兴的国内政治条件。基于上述条件,印度佛教的复兴是可能的。

　　由此可见,佛教是中印两国佛教徒和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印度佛教是促进中印友好的重要力量。应该把加强与印度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印度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应迹的地方,是全世界佛教徒向往的圣地。只要是到过佛陀故乡的人,都是有善根、有福德、累劫修因、与佛有殊胜因缘的人。因此朝拜佛陀圣迹,成为佛教徒心目中无上荣光的一件大事。佛教徒有千千万万,真正能实现这一夙愿的又有几人?在佛陀慈光的加被下,我有幸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印度,朝拜佛陀成道、说法、涅?的圣迹,深感因缘殊胜,嘉会难逢。谨以拙笔,纪此胜事,与广大读者分享朝圣的喜悦。

　　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应全印比丘僧伽会的邀请出访印度。访问途中,在曼谷转机。代表团利用候机时间,参观了泰王故宫和泰国国家佛教公园,拜见了现任泰国僧王。僧王对我们在访印途中来看望他,感到很高兴,并祝我们访问印度取得圆满成功。代表团转达了赵朴初会长和中国佛教协会对僧王座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八十七岁的僧王,身体健康,思维敏捷,言语之中,自然流露出广博的知识和惊人的智慧。四十五分钟的接见好象刹那之间。虽似刹那之间,却终身难忘。

　　1月22日凌晨代表团抵达德里。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面积二百九十七万四千七百平方公里,人口为八亿,居世界第二位,居民百分之八十三信仰印度教。首都设在德里(包括新城和旧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此时的德里,正是印度一年之中最凉爽宜人的时节。出访之前,我们都以为印度很热,所以穿得比较单薄。虽说有些凉意,但是我们的心情却是异常激动;因为我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一下飞机,代表团受到了以达玛威里约为首的全印比丘僧伽会五位长老及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官员的热烈欢迎。在机场贵宾室,长老们向代表团成员一献了鲜花;慈祥的面容,和善的话语,让人顿时生起了回到佛陀身边的感觉。下午,在诸长老和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官员苏里的陪同下,参礼了圣雄甘地和尼赫鲁墓地以及甘地故居,还参观了印度国家博物馆。晚上,全印比丘僧伽会为中国佛教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有的:印度前部长、印度国会议员、印度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印度文官委员会主席等知名人士。我国驻印度大使及文化参赞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23日上午,代表团拜访我国驻印度大使。陈大使早在五十年代就给朴老当过翻译,从那时起开始认识佛教。陈大使见到国内来的法师倍感亲切,特意关照我们少喝生冷水,因为印度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也许是天气热的原故)。我们事先准备了电热杯,但没想到插头的型号不一样,无法使用。使馆文化参赞知道后,立即交代工作人员换上了新插头。告别陈大使和马参赞,我们参观了伊斯兰教古寺和印度新兴宗教莲花寺。下午,访问全印比丘僧伽会秘书长所在的寺院。秘书长已经六十多岁了,见到我们来访,显得非常高兴。我学过几天英语,只听懂他在致欢迎词时,于happy(高兴)的前面连用了几个Very(非常)。此时此景,只能用身心去感受,语言表达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随后,代表团看望了当今印度佛教领袖人物达玛威里约长老。达玛威里约长老是印度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代表佛教)、全印比丘僧伽会领导成员,享有相当于印度政府部长级的待遇,是这次邀请、接待我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回顾了中印佛教界的传统友谊之后,一再强调:两国佛教界不只是朋友关系,而且应该是兄弟关系。要象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在世时一样,结成最亲密的兄弟。他希望两国佛教界常来常往,互派留学生,互派学者讲学,欢迎中国佛教徒自费来印度朝圣;并郑重邀请赵朴初会长参加今年五月月圆日在海得拉巴市举行的佛像(高达六十英尺)开光典礼和1995年有泰国国王、缅甸国家元首、柬埔寨国王、不丹国王和斯里兰卡总统等五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国际佛教徒大会。临别时,长老赠送一尊佛像,要我们转交赵朴初会长,并请我们转达他对赵会长的崇高敬意。我们也向长老赠送了纪念品,并由衷地表示感谢。

　　24日,在达玛威里约氏老的陪同下,我们坐火车去桑奇访问。桑奇就像一座地上乐园。四周是一片田园风景的小山,山上建有三座著名佛塔。大塔为阿育王所建,塔内供奉佛陀舍利,围绕大塔的是石质栏杆,公元前一世纪建造的四方塔门,雕刻艺术精美绝伦。第二塔建在山腰上,是佛陀两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的舍利供奉处。据载,阿育王的儿子玛亨达曾在此修行,后去兰卡弘传佛法。吃水不忘挖井人,斯里兰卡佛教界为了纪念玛亨达长老,帮助印度振兴佛教,特地在桑奇成立了摩诃菩提会桑奇分会。我们来访时,桑奇分会的负责人(斯里兰卡的一位居士)代表维普拉沙拉长老发表讲话,热烈欢迎我们。晚上,中央邦首席部长会见了代表团,并设宴款待。

　　26日,印方特意安排我们参加共和日庆典观礼。印度独立于1947年,但在宪法上得到承认是在1950年。从1950年起,每年的1月26 日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代表团早早出发,绕了几个大圈(汽车上编了号,警察根据编号指定停车位置),通过四道严密的安全检查,我们才来到了观礼台。此时看台上已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头。将近九点共和日庆典开始,总统登上主席台,全体起立,鸣礼炮二十一响。总统作简短讲话后,四架飞机沿着大街由总统府向印度门飞洒彩花。彩花飞舞,彩旗飘扬,人们在欢呼歌唱,我们仿佛置身于沸腾的海洋。在威武雄壮的音乐声中,阅兵式开始;随后是大型文艺表演,来自工、农、商、学、考古、旅游等行业的彩车,飘然而至。在优美、明快的音乐伴奏下,身着彩服的男女老少翩翩起舞,尽情歌唱,一派欢乐气氛。印度的歌舞,久负盛名,此次亲耳闻听,亲眼目睹,方知真实不虚。摩托车队的特技表演,把庆典活动推向了高潮。在如潮一般的掌声中,一辆辆摩托车从眼前闪过:驾驶人有立正站在摩托车上的,有四肢腾空(只用胸部支撑在摩托车上)呈飞鸟状的,有七人手挽手呈扇状的,有八辆摩托车同行并进、八人直立在摩托车上的……摩托车飞驰而过,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庆典结束时,五颜六色的气球腾空而起,随风飘荡;彩花漫天飞舞,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下午,代表团应邀出席在总统府举行的共和日招待会。参加总统招待会的有:副总统、总理、部长和各国驻印度大使。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正在印度访问,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总统、总理特意驻足同团长圣辉法师合掌问讯,相互致意。

　　27日,我们飞往巴特那。在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官员玛特尔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华氏城博物馆,访问了悉达多国际弘法中心。晚上,比哈尔邦总督接见了我们,宾主畅叙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28 日,朝拜那烂陀寺遗址、玄奘大师纪念堂、灵鹫山和竹林精舍。灵鹫山是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参禅打坐、说法度众的地方。因其形状酷似鹫鸟,亦常有鹫鸟栖居其上,故名灵鹫山。和我们一同出访的加木扬·图布丹喇嘛是北京雍和宫的住持,已经七十岁高龄了。在爬山坡的时候,他问我这是到哪儿去,我告诉他是上灵鹫山。他皱了皱眉头,疑惑不解。我心里也很纳闷,怎么从七岁就出家的喇嘛会不知道有个灵鹫山呢?这时,游骧同志若有所悟,告诉吐布丹喇嘛我们这是上鹰山。吐布丹喇嘛一听说是上鹰山,眼睛顿时明亮起来,刚才的疲劳之态一扫而光。事后我才知道,藏文中把灵鹫山译成了鹰山。我深深为自己不通藏文、英文而内疚,也为游骧同志博闻多学而折服。我和圣辉法师登上山顶,远眺绵延的群山在天边相接,山坡好似翠绿的地毯,就在脚下,微风迎面徐徐扑来,小鸟时来鸣唱。真是人间仙境、佛国莲邦。29日,朝拜菩提伽耶大塔。菩提大塔是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大道而建造,是佛教四大圣迹之一,象征佛陀的成道。从佛陀时代一直繁衍至今的菩提树位于大塔西侧,凡来此地的朝拜者都要捡拾一些菩提树叶作为纪念。菩提塔高五十二米,内部供奉佛陀成道的镀金坐像。一进佛殿,我倒地便拜;三拜完毕,发现圣辉法师还在礼佛;此时我才明白,他是在行九拜大礼。我惭愧之心顿然生起,不由自主地又伏下身去。一向不喜照相的圣辉法师,单在菩提大塔,一连就照了七、八张;他平素静默少语,在朝拜大塔之后,却妙语连珠,欢喜非常。我们在菩提树下摄心正意,端身静坐,诵经祈祷,绕塔经行,流连忘返;我们把身心奉献于无上大觉的佛陀。

　　30日,代表团在鹿野苑参观了阿旃陀寺。全印比丘僧伽会的秘书长向我们介绍了该寺的修建情况。为了振兴印度的佛教,他们打算在阿旃陀寺创办一所佛学院。秘书长兴致勃勃地带领我们参观正在建设中的师生宿舍,并殷切盼望中国青年僧人前来留学。随后,代表团访问摩诃菩提会所在的寺院,参加摩诃菩提会举办的诵经法会,并出席有泰国、斯里兰卡、缅甸、日本以及台湾的僧人参加的欢迎宴会。达玛威里约长老、全印比丘僧伽会的副会长和圣辉法师分别作了热情友好的讲话。下午,代表团接受印度《觉悟报》、《宗教日报》、《公共论坛报》、《贝纳勒斯日报》、印度广播电台、印度新闻社、《勒克脑报》记者的采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并介绍了中国佛教的现状。接着,代表团出席全印比丘僧伽会的欢迎仪式,受到全印比丘僧伽会主席、首席长老的亲切会见。在欢迎仪式上,热情友好的印度佛教徒向代表团成员一一献了花鬘。由于参加欢迎的人很多,每一个人都要献上一束花鬘(挂在脖子上),压得我们快站不起来了。30日这一天,是代表团访问中活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天。随团翻译的张开勤同志,由于讲话过多,嗓子沙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也想从中帮忙,可恨平常没有把英语学习好,只能干着急。应该说,此次访问团中最紧张、最辛苦的就数张开勤同志了。

　　此次代表团访印,大部分时间是在火车和汽车上度过的。在长途旅行之中,除了沿途领略印度亚热带自然风光之外,我有幸向圣辉法师请教有关佛教教育和中国佛教如何发展的问题;向游骧同志学习逻辑和宗教政策等方面的知识;请加木扬·图布丹喇嘛介绍藏传佛教的情况。访问既轻松又愉快,还学到了不少东西,可谓得益非浅。访问期间,代表团受到印方很高的礼遇。所到之处,警车开道。在代表团朝拜佛祖涅?圣迹拘尸那之后,印方又特意安排我们到尼泊尔境内朝拜佛祖诞生地兰毗尼。如此周密细致的安排、高规格的礼遇,充分体现了印度佛教界和印度人民对中国佛教界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佛祖虽然入灭了,但他的光辉思想将久住世间;佛陀虽然诞生在兰毗尼,但他的伟大教义传遍了全世界。